一纸战报，有时候比千军万马的冲锋更能击垮一个人的意志。 1938年8月9日，驻扎九江的日军第11军司令部里，气氛压抑得像暴雨来临前的天空。 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，这个被誉为“中国通”的男人，正死死盯着一份刚从前线送来的伤亡统计。 那份文件很薄，拿在手上却感觉有千斤重。 上面的每一个名字，每一个数字，都像烧红的烙铁，烫在他的心上。 从7月27日在姑塘登陆开始，仅仅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他手里的第106师团在南浔线金官桥一带就快被打残了。 基层军官的伤亡名单长得吓人，两个联队长没了，六个大队长也报销了。 这些人都是帝国陆军的中坚，是撑起一支部队骨架的梁柱。 现在，这些梁柱一根根地断了。 冈村宁次握着笔的手，第一次感觉到了控制不住的颤抖。 他脑子里嗡嗡作响，反复回荡着一个念头：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。 这份悔恨，像毒藤一样缠绕着他，让他想起了那个他打心眼里瞧不起，却又不得不倚仗的师团长——松浦淳六郎。 正是因为对这个人的处理上的一次犹豫，一次妥协，才把部队带进了眼前的死胡同，也为之后那场让整个日本陆军蒙羞的万家岭之战，挖下了第一个坟坑。 第106师团，在冈村宁次的作战计划里，本来应该是一把尖刀。 这支部队的兵员，大多是熊本县人，那地方出来的人，在日本是出了名的能打硬仗，性格强悍。 可问题是，这把刀看着锋利，内里却有裂痕。 它是一支“特设师团”，这个“特设”两个字，在战时就意味着很多看不见的麻烦。 跟那些由常备役军人组成的精锐师团不一样，“特设师团”里头，从中队长往下，大部分军官都是从预备役里临时抽调上来的。 这些人平时在国内可能是个教书先生，也可能是个杂货店老板，早就脱离军队好几年了。 战场上的那套东西，生疏得很。 日本陆军的作战手册写得明明白白，冲锋的时候，中队长必须第一个冲出去，用手势和哨子指挥士兵。 可这些半路出家的“老板中队长”们，自己保命都费劲，哪里还顾得上指挥。 战场上的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 中队长指望不上，那担子自然就落到了他们上司——大队长的肩上。 这些由现役精英军官担任的大队长们，没办法，只能越过中队长，自己跑到最前面去指挥。 这么一来，他们就成了中国军队机枪手和狙击手最显眼的目标。 一个大队长倒下去，一个营的指挥就可能陷入混乱。 这就是为什么106师团的军官伤亡率高得如此离谱的根本原因，问题出在了根子上。 一个有毛病的部队，偏偏还配上了一个更有毛病的指挥官。 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，按军校毕业的辈分算，还是冈村宁次的前辈。 但在冈村宁次这种讲究现代战术协同的将领眼里，松浦的脑子还停留在日俄战争那会儿。 他的战术字典里，好像只有“冲锋”和“玉碎”这两个词，打起仗来就是一根筋地往前猛冲，完全不懂什么叫迂回，什么叫配合。 冈村宁次不是没察觉到这个问题。 早在打下彭泽县城后，他曾经冒着风险，亲自坐飞机到前线去视察。 在那儿，他见到了松浦。 跟另一个指挥着波田支队的波田重一少将比起来，松浦给他的感觉就是虚有其表。 嘴里喊着“武士道”震天响，一问具体的战术部署，就说得颠三倒四。 冈村宁次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，一个念头冒了出来：这个人不行，得换掉。 这个念头，最终也只是个念头。 冈村宁次虽然是军司令官，手握数万人的生杀大权，但在日本陆军那个等级森严、人情复杂的小圈子里，他想动一个和自己同级别的师团长，比登天还难。 这不光是制度上的事。 撤换一个师团长，得层层上报，先到华中派遣军司令部，最后还得东京的大本营点头。 这个流程走下来，黄花菜都凉了，而且极容易得罪人，牵扯出背后盘根错杂的派系关系。 或许是觉得程序太麻烦，也或许是骨子里那份“中国通”的自信在作祟，冈村宁次觉得，凭自己的本事，应该还能驾驭住松浦这头犟驴。 他选择了息事宁人，放过了那个撤换松浦的最好机会。 他当时根本想不到，就是这个决定，会让他付出多大的代价。 命运似乎还跟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。 就在他飞抵彭泽机场前半个小时，中国军队的侦察兵其实就潜伏在机场边的草丛里。 他自己这种逞英雄的行为，差一点就让他提前见了天皇。 这个危险的信号，他并没有读懂。 金官桥一仗打下来，106师团的进攻能力基本被打废了。 冈村宁次原先设想的，由106师团作为主力，一举拿下南昌的计划，彻底成了泡影。 他不得不面对现实，重新调整部署。 一个规模更大的“三路并进”方案被摆上了桌面。 东路，调上第101师团，去攻打星子，想从德安的侧后方捅上一刀。 西路，则用上了他的王牌，中岛今朝吾的第9师团，主攻瑞昌，从另一个方向形成夹击。 至于被打残的第106师团，就留在中路，负责在正面战场上牵制中国军队。 这个计划在地图上看起来很完美，三把尖刀同时插向一个目标。 可到了战场上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 东路的101师团一头扎进了庐山的山沟里，被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死死地卡住了。 打了一个多月，愣是只往前挪了不到三公里，自己的师